关于圣经：两约正典与译本源流梳理对比｜圣言札记

今天是圣母升天节。弥撒散了，我一直在想同一件事：这几年零零散散记下的读经笔记，该整理成一组成文的东西了。

打算写五篇。第一篇不读具体经文，只谈这本书本身；后面四篇分别读《创世纪》前三章、《圣咏集》、《圣路加福音》，以及《玛加伯下》与《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五章。顺序如此安排，理由很简单——先弄清手里拿的是什么，才谈得上怎么读。

在教会的读经分享里，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往往与经文含义无关，而是关于《圣经》的身世。《创世纪》与《创世记》的差别从何而来？为什么天主教的旧约比新教多出几卷？同一个人，为什么一边译作耶柔米，一边译作热罗尼莫？这些问题看着琐碎，却都压在同一处：我们手里的《圣经》，究竟是怎样一本书。

它不是一册装订齐整、从天上递下来的书，更像一座用十几个世纪陆续建起来的图书馆。里头既有律法条文，也有家谱名录；既有宫廷编年，也有囚徒的哀歌；既有两行箴言，也有读不完的先知神谕。我们称它“一本”书，只因为我们把它装订在了一起。

一、两部约，一座图书馆

《圣经》又名《新旧约全书》，由《旧约》《新约》两部分组成。按新教通行说法，全书六十六卷：《旧约》三十九卷，《新约》二十七卷。这个数字需要点明，因为天主教的旧约不止三十九卷，后面再谈。

《旧约》以古希伯来文（含亚兰文）写成，由犹太教教士依据犹太教教义编纂而成，囊括犹太及邻近民族从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的人文历史资料。经卷的年代跨度极大：最早的诗歌可能来自游牧时代的口传，最后的智慧文学则成书于希腊化时期。把它称作“一部”作品，本身就是后人的归纳。《新约》二十七卷以希腊文写成，成书时间集中在公元一世纪后半叶至二世纪，内容包含四部福音书、一部教会初期的行传、保禄书信与公函，以及一部默示录。

这里有一层关系需要分清。《旧约全书》即犹太教的圣经，基督教是从犹太教承接下来的；但天主教的《旧约》与《希伯来圣经》并不完全相同，书目顺序也不一样。犹太教的圣经按“律法、先知、圣卷”三部分编排，天主教的旧约则按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的次序排列。顺序不是无关紧要的装饰，它反映读法：前者以法律为核心向外展开，后者则以救恩历史的推进为线索。

至于为什么叫“约”，指的是天主与人所立的盟约。旧约是西乃山下的盟约，新约是基督在最后晚餐中用自己的血所立的盟约。整部圣经的主线，就在这两次立约之间。

二、正典与次经：多出来的那几卷

既然旧约有三十九卷之说，为什么天主教徒手里的旧约更长？差别出在“正典”的边界上。

特兰托公会议审定圣经正典之后，教会习惯于把历史上从无争议、为整个教会接受的经卷称为正典，或“第一书目”；把在内容、年代、文字和作者等方面曾有争议、最后才被列入正典的经卷，称为“次经”，或“第二书目”。天主教确实使用“次经”这个称呼，但立场与新教不同：天主教认为次经与正经都是圣经正典，区别只在审定时间的先后。新教则只承认正经各卷为正典，认为次经可作为古典文献受到敬重，但不属于圣经。

被划入次经的天主教旧约卷目包括《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玛加伯下》《智慧篇》《德训篇》《巴路克先知书》等。此外，《艾斯德尔传》与《达尼尔先知书》在天主教版本中还包含一些希腊文段落，新教版本则只收希伯来文部分。把这些加起来，天主教的旧约共四十六卷，全书七十三卷。这是两个传统在“圣经有多厚”这一问题上最直观的差别。

这个差别不是版本之争，而是传承之争。次经诸卷大多成书较晚，原文多为希腊文，出现在亚历山大城的希腊语犹太人社群中，后来随《七十子译本》一起进入早期教会的使用范围。犹太教在公元一世纪末确定正典时把这些书排除在外，宗教改革时期的译者又跟从了希伯来书目，于是新旧两个传统就此分道。天主教之所以保留，理由并不复杂：这些书卷在教会礼仪与教义生活中确实被长期使用，《玛加伯下》第十二章关于为亡者祈祷的记载就是显例——后面第五篇会专门读它。

三、从七十子译本到武加大

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多数是从译本再译本过来的。《圣经》的流传史，有一大半是翻译史。

最早的旧约译本是《七十子希腊文译本》（Septuagint，简写为 LXX），在亚历山大城译出，是希腊化时期犹太人的圣经。从公元三世纪俄利根（Origen）所编的《六经合编》（Hexapla）可知，古代至少还有七种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包括亚居拉译本、狄奥多田修正本、辛马库译本等。原稿多已散佚，今天只能从古代教父的著作和叙利亚文译本的《六经合编》里窥见前四种译本的大致情形。

亚兰文译本的产生，与一场亡国有直接关系。公元前五八六年犹大国灭亡，以色列人沦为巴比伦人的囚虏，此后长期生活在异乡，逐渐习惯了流行于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亚兰语，对母语希伯来文日益生疏。以致他们返国初期，以斯拉和利未人给百姓念律法书时，需要一面念一面用亚兰语解释，人才能听懂。从公元前二世纪起，这种口头的解释被书写下来，成为亚兰文释译本，统称“他而根”（Targum）。

古叙利亚文是亚兰文的一种方言，耶稣时代通行于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北部及土耳其东部一带。公元二世纪，旧约被译成古叙利亚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别西大译本》（Peshitta），新约部分约在公元四世纪末成书。这一译本至今仍被叙利亚、伊朗、印度的一些基督教教派使用。

拉丁文译本出现的年代也很早。据考证，公元二至三世纪已有不下三十八种古拉丁文译本，多数从《七十子希腊文译本》转译而来。分量最重的一部是《拉丁文通俗译本》，又称《武加大译本》（Vulgate，原意为“通俗”“普通”）。耶柔米（Jerome）于公元三八二年译成新约部分，旧约部分则以希伯来原文为底本重译。此后一千余年，武加大译本在西方教会中占据独尊地位。

中世纪后期，一批新译本相继问世，译者多是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下层教士。十二世纪末，法国商人瓦勒度把圣经译成普云士文；十四世纪下半叶，威克里夫首次将全部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到了十五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的《新约》和圣经全书先后与读者见面。这些译本动摇了武加大译本的独尊地位，翻译者有的遭到追捕，有的被判死刑，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转入地下。就译者的处境而言，这一时期被称作圣经翻译的“黑暗时期”，并不算过分。

宗教改革把译经推到了前台。马丁·路德否认教会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主张教徒通过阅读圣经直接与天主建立联系。他以清新明快的文字把圣经译成德文，一五二二年译出《新约》，其后完成全部圣经，全本于一五三四年出版。这部德文圣经后来成为德国近代语言文字的范本。英文方面，最初的成果是《丁道尔译本》（1525 或 1526），丁道尔为逃避追捕流亡德国，译出《新约》及《旧约》中的“五经”和《约拿书》，后被送上火刑柱。此后又有《科威戴尔译本》《马太译本》《大型圣经》《日内瓦圣经》《主教圣经》等重要译本。英王詹姆斯一世允准翻译的《钦定译本》（又称《詹姆斯王译本》）于一六一一年出版，其后三百五十年盛誉不衰。一般认为，英文钦定本与路德的德文译本，体现了宗教改革时期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

四、中文圣经：从景教本到和合本与思高本

《圣经》的中文翻译史，比多数人想象的更长。

有据可查的中文译本数量难以确考，一般认为近百种，其中既有文言文、白话文译本，也有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最早的译本可追溯到七世纪的“景教本”，由景教传教士阿罗本（Alopen）等人依据叙利亚文《圣经》译出，现已失传，部分译文散见于敦煌文献。元代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J. de Monte Corvino）用蒙文译出《新约》和《圣咏集》，译本同样失传。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曾译出部分卷章或经文，散见于利玛窦（Matteo Ricci）的《琦人十规》、艾玛诺（Emmaunel Diaz）的《圣经直解》和《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以及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之中。此外巴设于十八世纪初译有部分《新约》，译稿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贺清泰于十八世纪末译出圣经大部。这些译文被统称为“明清本”，后人译经时多有参考。

新教来华之后，译经进入组织化阶段。一八〇七年，马礼逊（R. Morrison）从英国到达广州，因无法公开传教而移居澳门，在那里译经。《新约》于一八一三年译成，次年在广州出版；随后在米怜（William Milne）协助下，于一八一九年译成《旧约》，全书定名《神天圣书》，一八二三年在马六甲出版。与此同时，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与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ar）也译出一部汉文圣经，一八二二年在印度印行。这两个译本行销不广，却因是最早的中文圣经而地位显著。

一八三〇年前后，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与小马礼逊组成的四人小组决定重译圣经。《新约》由麦都思主译，一八三七年以《新遗诏书》为名在巴塔维亚出版；《旧约》多出自郭实腊之手，一八四〇年以《旧遗诏书》为名出版。此译本的主要贡献在文体和专门用语方面，其术语为日后的译经提供了借鉴；该书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中，太平天国文告引用的经文大多录自其中。十九世纪中期又有“代表译本”（1852）、“裨治文译本”（1862）、“胡德迈译本”（1866）和“高德译本”（1868）等问世，均用文言翻译。

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开放，对外接触频繁，传统观念逐渐动摇，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浅文理”语言开始取代文言流传于民间，白话文也日渐盛行。传教士意识到，只有用浅文理乃至白话文译经，圣经才能在中国普及。浅文理译经的成果，有杨格非（John Griffith）翻译的《新约》（1885 年首版，1889 年修订版）、包约翰与白汉理合译的《新约全书》（1889），以及施约瑟（S. T. Schereschewsky）翻译的《新旧约全书》（1902）。白话文译本则有“麦都思与施敦力译本”（1857）、“北京语《新约》译本”（1866）、“施约瑟《旧约》译本”（1875）、“杨格非《新约》译本”（1889）等。各地还出现一批方言译本，译出全书的有蒙古语、客家语、福州语、广州语、宁波语、厦门语、上海语、苏州语、兴化语、台州语十种。

中国近代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当推“五四”前夕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一八九〇年，英美各地来华传教士的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集体翻译一部能为各教派通用的汉文译本，并成立三个委员会，分别从事文理、浅文理和国语和合译本的翻译。国语本译委会次年正式开始工作，一九〇四年译出《新约》，一九〇七年出版，《旧约》于一九一九年印行。一九一九年二月，《新旧约全书》出版发行，很快传遍南北各省，销量远胜其他版本，逐渐成为中国教会唯一采用的圣经译本。此译本为中国教会开拓了白话文译经的新纪元，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和合本的出现，也意味着西方传教士翻译中文圣经的阶段基本结束。此后，中国圣经学者开始独立译经。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相继有“王宣忱译本”“朱宝惠译本”“肖铁笛译本”“吕振中译本”等华人译本问世。天主教方面，通行的中文译本是由思高圣经学会译出的思高译本，一九六八年出版，天主教圣堂与读经班所用的经文多据此本。

译名的差异，正是从这里来的。同为旧约第一卷，天主教译《创世纪》，新教译《创世记》；同为第二卷，天主教译《出谷纪》，新教译《出埃及记》；此外如《圣咏集》与《诗篇》、《默示录》与《启示录》、《格林多人前书》与《哥林多前书》，都是同一部书的两种称法。这些差异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两条译经传统各自沿用至今的结果。

天主教译名	新教译名
创世纪	创世记
出谷纪	出埃及记
民长纪	士师记
撒慕尔纪上、下	撒母耳记上、下
编年纪上、下	历代志上、下
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下	无此经卷
圣咏集	诗篇
训道篇	传道书
德训篇	便西拉智训
依撒意亚先知书	以赛亚书
圣玛窦福音	马太福音
圣若望福音	约翰福音
宗徒大事录	使徒行传
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	罗马书
若望默示录	启示录

五、这本书该怎么读

弄清来历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它应该怎么读。

按统计，《圣经》共有一千八百多种语言的译本，几乎所有民族的语言乃至地区方言都已包罗。其中二百八十多种是全本的新旧约，五百九十多种只有新约部分，九百二十多种是单行本或辑选本。这个数字说明，它不是少数专家的研究对象，而是一部为普通人准备的文本。

天主教徒读经，通常有三个层次，彼此并不替代。第一个层次是礼仪：主日弥撒的读经按三年一个循环（甲、乙、丙年）安排，平日弥撒的读经按两年一个循环，加上《圣咏集》的答唱咏，信友在一年之中会反复听到圣经的相当部分。第二个层次是日课与时辰礼仪，修道人与神职人员每日诵念圣咏和经文，这使《圣咏集》成了教会使用频率最高的经卷。第三个层次才是个人诵读与默想，也就是常说的读经祈祷：慢读一段，停下来，把注意力从“这段讲什么”转到“天主借着这段要对我说什么”。

三个层次各有侧重。礼仪读经提供的是整体框架，帮助个人读经不至于只挑爱读的段落；个人读经提供的是纵深与停留，补充礼仪中来不及细想的部分。前者防止偏食，后者防止浮泛。

写这一篇时，我一直在想一件小事：这本书的成书、抄写、翻译、印制，本身就耗掉了无数人的一生。把这五篇文章写下去，也算是我借着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向这些名字多已佚失的人致意。下一篇，从《创世纪》前三章读起。